■曹先擢 口述 张书慧 整理

  我和季先生1960年相识到现在已经50年了。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助教，而他是东语系的系主任，是大教授。我为什么能认识他呢？他为什么还记得我呢？就是因为他非常谦逊，所以对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助教，他也认为是他的朋友。

  那时候正在学习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，文科各个系的领导都参加这个学习，我是中文系的系秘书，作会议记录。当时参加学习的人有翦伯赞、冯至、季羡林、杨晦等，都是文科的大家。许多人都坐在前排沙发上，季先生却坐在后排，我就说：“季先生您应该坐前头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就应该坐在这儿。”我当时没有说话，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  “文革”以后，有时候在一起开会，我问季先生：“您还记得我吗？”他说：“记得啊。”我就说：“我想问个老问题，您那时候为什么老要坐在后头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应该坐在后头。”我说：“我那时候只知道你是个教授，我还不知道您是一级教授呢。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更好。”在北大，评为一级教授真是太难了，中文系当时一共就4个一级教授，王力、杨晦、游国恩和魏建功，再比如哲学系的冯友兰也是。季先生那时候才四十几岁，就已经是一级教授了，可以说是一级教授中最年轻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1946年回国之后不久，就破格提拔为副教授，后来升为教授，然后是一级教授，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确实出类拔萃。

  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“喷嚏”二字的小杂文。汉语里先有“嚏”，后有“喷”，叫“喷嚏”，也叫“嚏喷”。先秦时就说“嚏”。《诗经》上有“愿言则嚏”，意思是想念一个人就会打喷嚏。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点文化的内容在。后来我看了季先生写的“喷嚏”，他广征博引，中外都讲，写得太好了。与季先生相比，我觉得自己做学问还没起步呢。

  季先生70岁以后写《糖史》，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来说的，花了那么多时间，用了那么多材料，令人敬佩。我这个人作学问也不算是个偷懒的人，但是我在季先生面前，觉得自己非常得渺小！他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现在看他的著作，觉得看晚了，许多东西我过去不知道。比如说法显的故事，他如何去印度求经，传播华夏文化，这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 季先生这样一位大师，在我们最需要弘扬国学的时候去世了，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。弘扬国学不是喊两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，我们只有好好学习他的崇高品德，学习他作学问的精神。要像季先生那样，怀有一颗爱国之心，有很高的道德修养，虚怀若谷，中西兼通，踏踏实实地，才能够真正作出成绩。季先生的去世，给我们中国文化界、国学界留下了巨大的空白，恐怕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弥补的。